作    者:添油加醋

    你来看这块水泥地。  
    不错，就是这块。位置正好处于这四栋宿舍楼中间。当年的水泥地面就已经是这样子。水泥地，你知道很耐磨的，不象木地板。谁让木地板更有人情味。  
    那时候都还是孩子，既贪玩、有好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似的。充沛的体力好象总是苦于没有地方尽情地释放。  
    那天中午就和高一级的同系的同学到这块水泥地上踢球。现在也想不起来怎么没有到我们的操场上去，当时可能也觉得在水泥地上踢球也无所谓的。你看这道线，当时我们的球门就是在这道线上的两个砖头。  
    我当时是当后卫。然后，有一个球、半高的那种，弹着向我们的球门飞过来了；对方的前锋——我记得是陈卫——已经准备起脚射门了。我抢先一步把球在半空中倒钩出去；陈卫射门的一脚就扫在我的支撑腿上，把我倒着掀了过来。然后我落地时用左手一撑，就很清晰地听见了咔的一声。  
    然后我大概是疼得晕了过去；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被抬到一边坐着了。后来大家还继续踢球，有一个同学陪我去的校医院检查。左手的两根骨头都断了。  
    晚上到了大医院接骨。那个大夫真的是没人性；把我带到一个黑乎乎的、类似于仓库的小房间里，关上门开始给我做外科手术。先是握紧我的手用力往外一扯，我记得当时惨叫了一声、痛彻心肺；然后又怎么揉动了一下、再狠狠地往里一对。又是清晰的咔的一声。——就那样算是接上了。  
    现在想起来，和修汽车或者别的什么器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区别。  
    后来就打上了石膏，又用两根绷带把胳膊就这么吊在脖子上。当时那样一副样子在学校里走着，竟然还有些得意似的，也许是因为老电影里我军英勇负伤的指导员都是那个样子，也许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引人注目。  
    按照医生的吩咐应该是四周拆绷带的，但是我忍不住、就大概三周左右就又去了医院要求拆。医院就给我拆开了。刚拆开绷带的时候把我自己都吓坏了；左手明显比右手细两圈，皮肤的颜色是赭色——就是红、黑、黄和灰大概等比例混合之后形成的那种，轻轻一捋、就脱落，……不说了挺恶心的。  
    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算是好了。不过可能是拆早了的缘故，后来左手在特别用力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些别扭；现在在潮湿阴冷的天气偶尔还隐约有些难受。  
    记得那时候是张学新，一直陪着我去医院什么的。拆开绷带那天还给我买了一些水果，当时大家都是穷学生、买那些水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昂贵。他当时那种照顾。……  

    看见那个楼了吗，两层的、挺旧的那个？它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。那就是我们的校医院。  
    那是在我摔断骨头之后了，我得了一次急性的、严重的肺炎，差点死掉；当时就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。  
    当时我已经住到了二系，头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到152去住了；正好李鲲去了北京实习，我就睡在他的床上，上铺。当时是秋天、大概秋末冬初的样子吧。天气很有些凉了，他的床上却只有一床毯子；我也没想那么多，盖着就睡了。  
    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作的一个梦；梦见两条龙奋力争夺一颗什么珠子，其中一条我似乎确认是我自己。然后在争抢中，两条龙都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水潭；一片冰冷的漆黑。我就醒了；记得当时宿舍里只有大家轻微的呼吸声，昏黄的灯光从宿舍临着走廊的窗透进来。  
    然后我想动一动，才发现自己竟然做任何动作都十分艰难，好象僵住了；胸口是随着呼吸而无与伦比的痛。觉得有问题了，就想喊，谁知道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于是一瞬间，心里觉得无比的恐惧。  
    后来有很长的时间，就是我自己在床上挣扎。我感觉我已经竭尽我的全力，可是实际上造成的动作和动静却很小。很费了一些力气我才算把身体侧过来向外；我想尝试求救。然而还是喊不出声音。使劲去拽下铺——当时睡着刘国忠——的蚊帐，却没有反应。  
    当时想，要么算了，天亮再说；就忍着疼躺着不动。可是忍不住咳嗽了一下，吐了一口，由于无力而溅到自己的手上。看见手上湿湿的那些颜色有些不对，映着光一看，是血。我慌了。  
    想着无论如何让大家知道、让大家帮我。可是苦于不能出声。于是我就使尽浑身的力气，让自己从上铺上滚下去。于是我就裹着毯子从上铺摔到书桌上、再从书桌落到地上，象个被装卸工扔出去的装着非易碎品的麻袋。  
    刘国忠就醒了。当时给我扶到凳子上坐着，找了一个军大衣穿上，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。我对他说没事，让他继续睡。喝了几口水，感觉似乎好些。然后我就在凳子上、靠着墙、裹着大衣，那么坐着。  
    早上七点钟左右吧，刘国忠用自行车推我去医院。发烧发到四十一度，记得当时我还冲着医院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大夫笑嘻嘻地说，人要烧到这个温度肯定很好玩。然后拍片子，住院，打针吃药吊瓶子。  
    记得最开始的几天是每天吊两瓶水，打两针青霉素，吃84片药。躺在那里看着床脚痰盂里的血，发愣。睡觉、发愣。  
    后来国忠夫妇——哦，当然当时是男女朋友——常来看我，带来些食品，甚至还帮我煮汤喝。别的同学也来，文勺啊谁的。  
    大概是住院住了10天左右，我偷偷在屋里抽烟，当场被医生揪住，一通恶骂。可是还是没有遵守医生的话，大概是刚出院就又抽上了吧。搞得现在一到卡拉ok我一出声别人就说鸭子也唱歌。  
    现在不知道我的肺是什么样子。是不是已经黑得象政治家的心。  

    后来从学校走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吉他协会和艺术团的哥们就一起送我。  
    现在还记得当时一起玩的几个。金勇文，也是2系的，朝鲜族，当时已经弹了八年的琴，我叫他金老师；杨卫东，就记得是西北人，四系，我们叫他大杨；还有一个广西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已经想不起来，个头不高，但是他的脸至今在我脑海里。  
    那时候就是大家一人抱一把琴，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唱歌弹奏。那时候唱了一首《离家的路》，然后大家都很抑郁，掉眼泪。  
    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还给我凑了一些钱。不是什么很大的数字，然而对于当时的状况来说，我知道那多么的不容易。  
    ……  

    后来就走了，——工作。到现在。  
    现在再看这个校园，大概的样子还是那个样子。只是我走在这些孩子门中间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真的是很老。  
    多少年前，天气似乎不是这样总是晴着、蓝天白云的。总是下些雨，绵绵密密的。秋天了吧；不过怎么也和北方一样的干燥。原先应该是很湿润的。虽然这里也不是江南。  
    那时时间过得慢似的，不象现在季节总是变换得快、来得早。你看，草都有些发枯了。唉，成长。  
    成长啊。是不是另一种凋谢？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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