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天，我正在看苏联的电影小说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，当翻到列宁摇着昏厥了的华西里的肩膊，而且吃惊地叫着“上帝啊!这是什么事情啊?”的时候，旁边站着和我一同看的一位朋友很不满意地说： 
  　　“怎么!列宁也叫上帝吗?” 
  　　“为什么不呢?”我奇怪地反问。 
  　　“连你也这么糊涂，列宁是一个最出名的无神论者啊！” 
  　　“无神论者就不准叫上帝吗?小孩子痛苦的时候叫‘妈妈’，你不是小孩子，但你在感受痛苦的时候，也会叫‘妈妈’，难道你因此就成了小孩子吗?乡下人迷信，往往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叫‘天’，你并不迷信，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你也会失声叫‘天’，难道就能因此说你是迷信者吗?……” 
   
  　　“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?”他愤然地打断我的话。 
  　　“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列宁的叫‘上帝’，也不过是和你叫‘妈妈’和‘天’同样，只是习惯成自然的，感情的流露罢了，一个人说话，是不会也不可能先规定一个不变的公式的，到处可以适用的说话公式似乎至今还没有发现，是不是?” 
   
  　　“不同你诡辩，你这些都是胡说霸道，我相信无神论而兼革命家的列宁，就是杀了他的头也不肯叫一声‘上帝’的，他不会这么糊涂，一定是这书作者的杜撰，对列宁简直是个天大的污辱!” 
   
  　　我再没有和他分辩，因为这是徒劳的。在无言的沉默中，我不觉又联想到另一次当我正在看夏伯阳的时候，也曾和他有过激烈却很不愉快的争论： 
  　　“你看，夏伯阳这样英勇的人也那么的怕流弹哩!”我掩上书说。 
  　　“我不懂你的话。” 
  　　　我重新翻开中译本，指着302页上描写夏伯阳一直躲在草墩 
  背后，不敢采取直线回到村上，却去绕了一个大曲线，最后一个回到司令部，从而受费多尔嘲笑的那几行字给他看，可是他却摇摇头，很自信地说：“不会有这种事，只是作者的造谣，他为了要显示自己的勇敢，居然开起夏伯阳的玩笑，捏造故事把夏伯阳压低声价。” 
   
  　　看了他那种坚信的神色，听了他那种武断的口气，我真的大大地吃了一惊：“你怎么能够这样肯定的说呢?你难道眼见过吗?” 
  “没有见过又怎么?富曼诺夫无论如何都是说谎，说谎，说谎，侮辱英雄!” 
   
  　　我绝望地摇着头，知道和他争论只是徒劳。更使我觉得惊异 
  的，是象我这位固执的朋友一样的人却真是不少，他们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办法，对什么人都有一定的成见，写什么文章都有一定的格式，不长也不短，不方也不圆，不肥也不瘦，不轻也不重，缺一点不行，多一划也不肯。他们和谁谈话都是滔滔不绝地那么一套，谈起你所亲自经历过的事变或亲自体验过的心境，仿佛他比你自己还要懂得更多更确实——甚至你在和他谈话的时候，他从不愿意听取一句，一方面“嗯嗯嗯”的尽管点头，一方面却在头脑里制造公式，指导你的公式。如果这类人不幸而是一个领导者，那么正如列宁所描写： 首先，他任何人的话都不肯听，他只会说教，此外，他又确信他比任何人都精明，这是怎样的领袖啊! 
   
  　　固执，成见，公式化，虽则程度上多少有些区别，可是却有相同的血缘，同样是进步的障碍，不能不希望青年同志们共同努力，互相勉励，拼命来克服和铲除，否则很危险；因为，这正如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阿Q的精神一样，我们的身上也不免都带点这种过于自信和死守定型的毛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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