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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认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个误区就是:一定要你懂的事情你才能去做。这是个很错误的说法。懂得一件事具体怎么做,再把它做好,那是工程师的事情,不是企业家的事情。”
刘 琦
荣海——这个名字的出现,往往连着的是“西部奇迹”、“海星现象”这类褒赞有加的评语。荣海自己不这么看:“海星可以算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IT业发展的一个见证人,这期间有高峰也有低谷。这不是‘奇迹’,说‘现象’也谈不上。”
11年时间,从3万元起家,发展到1998年的年产值19.36亿元;
从5、6个人偏处西安,到在全国建立44家分公司,营销网络遍布除西藏、青海外的所有省、区、市;
从骑着自行车上门搞安装维修,到产业横跨电脑、饮料、医药、超市、房地产等领域……
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,海星集团成功的多元化运作,堪称典范,放眼整个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,也屈指可数。这不是奇迹是什么?
海星的合作伙伴的评价,给出了一部分答案。康柏公司华南区总经理张金华说:“海星和康柏的友好合作关系,至今已有9年时间。众所周知,对于迅猛发展的IT业,9年时间能够发生多少不可预料的变化?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,海星和康柏的‘经典’合作,来之不易。”
奇迹的诞生,常源自机遇造就,得以瞬间爆发、一蹴而就,海星11年“来之不易”的发展,的确已不能算是奇迹。因为机遇造就的奇迹,和抓住机遇成就事业,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,尤其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市场“曝光和冲晒”,最后的形象往往反差极大。
“抓住机遇,建立在对一个大的趋势的把握这个基础上。这个趋势是可以把握的。”对于自己在市场环境中锤炼出来的大局观,温文尔雅的荣海,有着一份异乎寻常的“强硬”的自信。
挑战昨日之我
海星之有今日的局面,荣海并不讳言“大环境”给自己带来的深刻影响,包括16岁下乡的3年知青经历:“海星创业初期,整个环境都很封闭,市场空间大,一旦你有‘叛逆’的思想,就容易脱颖而出。素质也是一个关系,知青这段经历非常重要。我们这一拨人吃过很多苦,不计较一城一池得失,做事义无反顾,在个人生活方面讲究的东西比较少,不会受太多干扰。”
荣海最早、最重要的一次“叛逆”,是18岁那年。由于组织知青科技助农表现突出,《陕西日报》在头版以《翅膀没硬也要飞》为题报道了荣海的事迹,其政治前途被一致看好——18岁的小小年纪,已经是个县级干部了。荣海却出人意料地绕过这条“阳关大道”,而选择了去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读书,并且在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教师——到今天,荣海仍然是西安交大编制内的一名教授。
与其说环境,不如说是性格,成就了今天的荣海:永不满足,挑战昨日之我。这一宗旨,成为海星文化11年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观念。
与现今在中国IT业叱咤风云的纯粹的“高校板块”不同,海星一开始就是以“个体作坊”的面目登台亮相,没有人能从当初“西安海星计算机控制和接口技术研究所”这个又长又拗口、书生气十足的公司名称中,看出今日海星的任何端倪,甚至荣海自己——如果不是有1990年冬天那一场令他遭受重创又浴火重生的“分家风波”。
1990年底,刚刚起步、好不容易才完成“原始积累”的海星祸起萧墙,几个一起创业的副手和荣海闹起了分家。人各有志,不必强求,“人可以走,钱可以分,‘海星’的牌子得留下!”回头再看,荣海的确有理由庆幸:“萌芽状态能够发现问题,以后就可以抵御更大的风险。如果当时是几千万的规模,这么一折腾,恐怕就翻不了身了。”
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今天的海星,以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结合科研实力雄厚、人才储备丰富的院校背景而形成“双重优势”,在波涛汹涌、瞬息万变的市场大潮中进退有据,实在得益于“分家风波”在企业运作和市场规律认识上,给涉“市”之初的荣海上了深刻而且及时的一课。
做好“三件事情”
几乎从没脱离过校园环境的荣海,比一般人更深知“学习”的重要性,“我们很注意向国外同类公司学习,学人家怎么做。我和一些国际水平的先进公司的高层管理接触很多。再就是自己平时多留心、多学习、注意观察,这些信息会散见于很多渠道。”
如果不是在极正式的场合,海星的员工一般称呼荣海为“荣老师”而不是“荣总”,这不仅因为荣海的教授身份,以及这些员工大都比较年轻、离开学校不久,更因为在荣海身上体现出来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所起的表率作用。一位海星的资深经理人对她部门的新员工说:“判断一个同事是不是‘老海星’,有个可靠的方法:你只要仔细观察,看他的言谈举止和处事风格是不是有点儿荣老师的‘意思’。”
和大多数中国的IT企业一样,海星崛起靠的也是“贸易先行”,先做别人的代理,后做自己的品牌。1991年5月,荣海接受康柏公司异常苛刻的合作条件,成为康柏的西北地区总代理并大获成功,海星由此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——
1992年底,海星科技实业(集团)公司宣告成立;1993年11月,第一家海星超市开始营业,至今已在陕西各地拥有27家分店;1995年,海星的PC机销售产值达10亿元,列全国第一;1996年5月,海星自有品牌“海星电脑”正式批量生产,“荣氏”果汁饮料同时登场,并在1999年初取得英国保诚公司1200万美元的第一笔直接投资(协议投资总额3600万美元);1999年6月,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重上市,海星集团和西安交通大学股份制合作的“海星信息研究院”即将挂牌……
“我认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个误区就是:一定要你懂的事情你才能去做。这是个很错误的说法。企业家靠两个方面:一是有形的资产,一是关于人的资本;要做的无非是三件事情:用好人、用好资金、把握好方向。懂得一件事具体怎么做,再把它做好,那是工程师的事情,不是企业家的事情。
“企业家的职责就是用好一批工程师、经济师、市场设计师。你要裁决的是,当这批人认为产业很有发展时,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:行,这个行业是可以做的!”
无论如何要用能人
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,都不可避免会带有浓重的创始人的个人色彩,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,“一元决策”不是件坏事。但公司做大了,再能干的人也无法事必躬亲。人才当然要用,如何取舍,标准的背后是观念。
“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,还是要用能人,无论如何要有才干。传统上首先是品德要好,其次是才华,过多强调品德;没有才华,就担当不起技术的责任,那还是小作坊,落后的家族式、封建式管理。
“用能人,约束机制必须相当健全,监控手段、奖罚手段要全、要强。一个能够任用能人的机制,应该首先是制度强有力。”
荣海所谓“强有力”的制度,其实是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观念,是“制度底下的情感机制”,讲约束,更讲激励:首先要有制度,有一个大的原则,在原则下可以作一些微调,通过感情因素的加入增强凝聚力,反过来更好地推行制度,而制度的目的,完全在于更好地激发人性、发挥人的潜力。
“单纯讲制度,很多人都会走,在中国有制度的地方很多,我为什么要跟你干?反过来说,光讲情感没有制度,就是一团糟,人人都跟你讲条件,人人都说我是功臣,你怎么办?必须把两者揉合在一起,创造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。”
海星的高层管理人员70%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之门,每个人都有最少5年以上的海星工龄,年龄都在33岁到42岁之间。是这样一个结构完善了“制度底下的情感机制”,也是“制度底下的情感机制”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。
“海星有一批很不错的年轻人,这是公司的中坚力量。现在确实要让这些人脱颖而出。过去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:这么多年了,你也很勤奋,你也在学习,你也比较年轻,思维也比较活跃,所以你谈出来的东西都对,‘老板说,我在底下干’,这种时候比较多。
“再一个就是我的性格不是能够很放手,管得还比较严,对公司而言,在某种程度上讲,这是把别人的发展机会自觉不自觉就给剥夺了。 我这么一直‘罩’下去,对公司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要更多地为他们创造环境、更多地让他们走上前台。”
做大还要做好
虽然海星的多元化拓展有声有色,但荣海始终认为“多元化”这个概念中,其实包含了很强的时效性限制:“海星几个产业有当时的背景,希望互相支撑,希望利润和产业能够互补,在项目规划上也有一个长期、中期、短期的战略互补。以后还是要整合到三个最有希望的未来产业:信息、饮料、医药,这不等于说‘做大了一定要回头’,企业必须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发展策略,这是一个大的趋势。”
以贸易积累资金和经验,同时学习技术和管理;完成这些方面的“原始积累”后,开始创自己的品牌;做自有品牌的第一步,以追求市场占有率的成长为首要任务;围绕品牌进行资本营运,从而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正向循环——“大胆设想,量力而行,稳扎稳打”,荣海把他11年来对市场策略的认识,简简单单地归纳成12个字。
荣海下一步的目标是:到2003年,海星要在“大信息业”的范畴中,跻身前五名;在饮料行业,进入前三名;集团总产值过百亿。“如果今年饮料、医药能在香港顺利上市,海星集团就有四家至少控股的上市公司,这在国内的民企没有人能做到。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。
“我不会眼热一时一地的辉煌。我把海星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,我的想法很简单:把企业做好,把企业当企业来办。”
“儒商”荣海
1957年9月生,中共党员,高级工程师,西安交通大学教授。现任海星集团总裁、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,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,全国工商联执委。
1974-1976年,在陕西安康下乡插队;1976-1979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,1982-1984年在复旦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;1979-1982、1984-1988年,在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任教。
1988年6月创办“西安海星计算机控制与接口技术研究所”(海星集团前身),任总裁至今。
荣海人物点评
张瑞敏——管理在中国,标准和西方不同,说“中国没有企业家”我不同意,张瑞敏就是一位很优秀的企业家。
柳传志——柳传志很杰出,把握机会的能力很强。有人问为什么海星没做成联想?可能我个人的能力没有柳传志强,当然,这不等于海星以后不是联想。
姜伟——我不太了解,从报刊上登的一些说法,很难看出什么。
史玉柱——史玉柱是一个很好的人,关键是当时头脑太发热,人不清醒了。我举一个例子:有一年和他一起在上海开会,当时巨人在上海几大报纸大打广告招人,待遇很好,而且一次招几百人,我见了他开玩笑说:“史玉柱,你这个手笔很大呀!”他说:“嗨,这算什么手笔!”就这一句话,我说他麻烦了,要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,绝不会不屑一顾地说这么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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